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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彩神8ap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4 02:25:3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两次抢救,妻子生命体征稳定了,但已经成了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这些年的损失无法计算。”老宦说,体力上的消耗还可以承受,但精神压力不是他所能控制。他记得一次外出中,他开着车,从南三环一直哭到了南五环,“不知不觉就哭了,很痛苦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和她的母亲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生存时间最长的是一位86岁的老人,是这里的第三位患者,已经住了4年多。家属都觉得不可思议,“没想到老太太能在这里活四年”。起初,老人的丈夫会时常来看她,近两年,丈夫的身体也每况愈下,一年要住几次医院,偶尔来一次要让两个儿子扶着才能走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她来北京找到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杨艺。来天坛医院之前,杨艺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工作,该科室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,科室主任何江弘自2010年组建了促醒专业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大家不是不了解,而是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群体。”一位专注于植物人治疗的医生说,植物人大多散落在底层,基本是被放弃的一群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里还保持着王苹最后一次外出时的样子,老安将妻子的睡衣铺在床的一侧,晚上他只睡在另一侧。出事以后,他每晚都要喝几口白酒才能入睡。他希望妻子回家时家里没有丝毫变化,“才四个半月,我觉得还是有点儿希望的,你说是吧?人活着总要有点儿希望!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托养中心有20名护士,每6个护士负责一个病区,负责照护33名患者。每天,护士要负责给患者做口腔护理、尿道口护理、翻身拍痰、吸痰、喂饭。周二会为患者刮胡子、剪指甲,泡脚,周四为病人换洗床单,每2-3天帮病人排一次便,植物人没有自主排便能力,排便时,护士会先用开塞露,然后用手取出排泄物。